叶挺叹了口气，懊丧地说道：“说什么原谅不原谅，现在看来事情确实是办错了，光想着怕再发生叛逃事件，得赶紧采取措施，控制部队，挽回损失，就没有想过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向中央做检讨也挽不回损失了。唉，这事办的！”
刘一民一听，就知道还需要再往深里挖一挖，就说：“叶军长，我很尊敬你，但是实事求是地说，这件事情没有你说的这么简单。如果不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，将来新四军还会吃大亏。说不定要比杀一个高敬亭的损失大的多得多。大家想么，新四军四个主力支队，三个是中央红军改编的，都属于三战区序列。只有四支队是鄂豫皖红军改编的，是张国焘的部下，属于五战区序列。张国焘现在又臭不可闻，拿下高敬亭，岂不是就可以彻底改造四支队了么？还有一条，高敬亭曾经和王明在长江局军事会议上吵架，在有些人看来，这种正常的关于战略问题的争论就是以下犯上，这样的干部不惩戒他惩戒谁？你们别说我说的尖刻，也别说都没有这种想法。我得告诉大家，张国焘是张国焘，王明是王明，我们的干部战士是干部战士，不能完全混为一谈。派性斗争和肃反扩大化同样可怕。同志哥啊，可能我说的是严重了，你们接受不了。但是请你们仔细地想一想，多想一想，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么？吃一堑长一智，我们得长点记性了。”
张云逸和邓子恢出发前看中央和刘一民的电报时，心里都已经后悔的不得了了，现在被刘一民这么严肃深刻的一剖析，两个人都后悔的不行，闷着头不停地吸烟，一声不吭。
话既然说到这里了，刘一民就想着把事情干脆说透，免得再发生皖南事变，让几千名英雄为决策失误丧命。
刘一民就又说道：“还有个问题，那就是新四军军部的团结问题。本来，我参加革命时间短，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对叶军长和项说三道四，但是我们是同志，是生死与共的战友，如果我们一起遇到危险，中央很可能会命令我断后掩护你们两个突围，我们自己也可能会义无反顾地为对方挡子弹，替对方去死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也就无所顾忌了，斗胆说几句。叶军长，你和项都是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，在党内军内的地位、声望都非常高，提起叶、项二人的大名，多少干部战士都会自觉地立正敬礼。你们两个一个是游击战大专家，一个是正规战大专家，本来应该珠联璧合、相得益彰的。但是现在情况很不妙，主席几封电报新四军执行的都不是很得力，劳动周副主席、董必武同志亲自到新四军去，做你们的工作。这种事情在我军可是奇观。大家看看，教导师不说了，我和罗政委犹如一人。115师的林、聂，120师的贺、关，129师的刘、邓，独立师的徐、杨，哪一个不是配合的很好？叫我说，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叶军长，你和项两个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，交交心，都是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一切的勇士，奋斗目标一致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商量着解决呢？项今天不在，我不能背后说人，叶军长，当着你的面，我给你提点建议。不要经常宴请那些军官，不要经常穿西装牵狼狗，不要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，这样很容易暴露目标的。项可能有许多缺点，但是最起码他和战士们穿一样军装吃一样饭，能给战士们补军装，战士们都把他当成贴心人。这一点就值得叶军长学习。我琢磨了一下，叶军长主要是广州起义后离开了我军，缺了我军红军时期奋斗这一课，身上还保留有将领的一些作风，容易让同志们误会和反感，不自觉地就疏远你。象叶军长一生气就离队出走这种事，那也只是你叶挺，要是换在我刘一民身上，只要敢有一次，恐怕早就被免去一切职务、调回西安审查去了。别看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饭搞的很隆重，其实那些湖鲜都是战士们打的，没花一分钱。我和罗政委平时都是和警卫团的战士一起吃饭，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还要去给战士们站岗、一起包饺子。我不是吹自己，我的许多时间都用在了给战士们批改学习本上面，教导师有几个团的战士我都能叫出名字。这就是官兵一体，一起为打败小鬼子、建设新中国而奋斗。我说的多了，过了，主要是想给叶军长提供点参考意见，请叶军长多多包涵。”
这刘一民也真是胆大，竟然敢对着叶挺这样久负盛名的将领说出这么一段话，听得张云逸和邓子恢心里都是一阵心惊，生怕叶挺接受不了拍案而起，和刘一民理论。
叶挺确实接受不了，脸上青筋直蹦，看样子马上就要暴怒了。
刘一民不理他，点起一支烟，走到地图跟前去研究地图去了。
一支烟吸完，身后才传来了叶挺的声音：“刘师长，刘老弟，叶挺今日受教了。请受我一拜！”
慌得刘一民赶紧转过身来，双手搀着叶挺，不让他下拜。
两个人相顾半天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最后同时哈哈大笑。
笑完，两个人拉着手走到桌子前坐下，刘一民笑道：“叶军长，想通了？不怪我孟浪了？”
叶挺也在笑，不过是苦笑：“唉，小老弟啊，听君一席话，茅塞顿开。要是早些年遇到你，恐怕我也不会到欧洲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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