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将入相是一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情。因为从古到今的所有读书人，都坚持着“学而优则仕，仕而优则学”的信条。如果不是柳贯先生几年的悉心教导，独孤信也许会读一些书，可绝对不会像如今这样，虽说是一介武林人士，可骨子里仍然是一个文人士大夫。
独孤信对于出将入相这样的事情，自由自己独特的认识。此时的独孤信不想掉书袋已经不大可能了，因为关于这些东西，他还是非常熟悉的。与其让石猛和杨逍二人胡乱猜测，还不如他讲给大家听一听究竟：“在常人的概念当中，文臣与武将分属不同的概念，上朝的时候也是东西分列；文臣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，而武将则多孔武有力、性格鲁莽。然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泾渭分明的‘文武之分’，到了唐代，基本上每一位朝廷大员都属‘出将入相’的类型：平日就在朝中担任文职、战时则披挂上阵。作为士人教育的一种模式。123。唐代这样人人‘文武兼备、出将入相’的人才鼎盛之况，正是当时的当权者们最愿意看到的局面，也颇值得今人借鉴。”
石猛问道：“一般人们提到文人，便不自觉地提到‘百无一用是书生’，‘手无缚鸡之力’等等不友好的语句。”
杨逍赶紧补充道：“这肯定是不正常的。在汉代之前，读书及研习‘六艺’只是贵族阶层的特权，那时期的国家人才基本都来自贵族内部的举荐，从文从武均无定则，因为‘六艺’教育本身就包含了一切。先秦时期的贵族阶层也不是那么好混的：上至国君下至王公贵族。/
独孤信道：“杨逍说的没错，是这样的。汉朝初立时沿用的是秦制，秦国制度则沿袭自先秦诸国、再加上自身的一些改革。由于汉朝是汉高祖刘邦带着周勃与樊哙等下层人士所建立的江山，先秦以来由贵族阶层垄断的中央政权核心就这样被打破了。汉武帝在大力推行儒术的同时，就顺便让董仲舒对先秦以来的各种礼制进行了一次梳理和规范，其中就包括象征贵族身份的‘佩剑礼制’。关于汉朝的佩剑礼制。团之大班固在自己所著的《汉书》里并无相关记录，范晔在《后汉书》里虽无专门表述，但却留下了大量蛛丝马迹般的记录。人们关于汉代‘佩剑礼制’的整理，实际上是根据出土的佩剑文物及《后汉书》中的零碎记录得出的结论。范晔的《后汉书》里记录有大量的‘赐剑’之礼，所赐的宝剑规格及历史人物的等级身份均有严格的一一对应。比如玉具剑，其佩戴等级就已扩展为三个等级：首先是诸侯王级别、其次是列侯级别，最后是中小贵族及郎官阶层。连郎官这样的小官阶层都可佩玉具剑了，普通的民间士大夫阶层也就被允许佩戴‘金饰剑’、‘櫑具剑’。在人们普遍崇玉的汉代，剑饰上是否有玉，就是贵族与士人阶层最明显的区分，不过‘佩剑礼制’却在汉朝起开始广泛覆盖到了民间的士人阶层。董仲舒还在佩剑的礼制上作了详细规定：佩剑者虽无阶层限制，但只有识字的习武者方可佩剑。于是在‘独尊儒术’的汉代，士人们为了在身上增加‘佩剑’这样的士人身份象征，文武兼习之风就开始在民间蔚然兴起。”…。
杨逍听到这里，他忍不住插话道：“如果说汉朝时的民间士人阶层尚是小部分群体，他们只是一小部分文武双全的人才，梦想着能够为国出力，但是能够养的起读书人的家族还是很少的。不过由于魏晋时期的党宦之争，士大夫的晋升之路渐被堵塞，依赖庄园的民间士人阶层开始得以全面崛起。经过汉以来的风气熏陶，魏晋时期的民间士人已普遍具备了‘文武兼备’、样样都‘拿得起放得下’的基本素质。他们往往是文韬武略样样精通的人。以谢安为例，其人多才多艺、善行书、通音乐，历任征西大将军司马、中护军等军职，曾以八万兵力打败了前秦大帝苻坚带领的号称百万的大军。123。为东晋赢得了数十年的太平。谢安这样的士人(出身名门世家、但本身非为朝廷中人)已属典型的‘出将入相’之才，而类似的魏晋士人是很多的。刚刚我所说的‘出将入相’之才，并不是说其人文可震惊八方文坛、武可震慑来犯之敌，更多是指一种‘文韬武略’上的综合素质。唐代时的历代名相基本都属这个类型，不能说他们勇武过人或是整天只懂‘之乎者也’，但若在战场或文坛上有一番较量的话，这些人都必非泛泛之辈！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。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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